新聞產業於商業結構下的濫觴

【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產生的誤會】

        新聞產業中,我們可視新聞工作者為生產者,而閱聽人則擔任消費者的角色,新聞工作者需要考量閱聽人喜好及狀態,以提供適合的新聞資訊,但我們是否曾經想過,雙方的需求在商業結構下,事實上是遭到了誤解?

–  被收視率制約的生產者  –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

        在知名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提到,「沒有收視率,怎麼會有錢去買外電新聞呢?」然收視率調查,真的能反映出觀眾喜好嗎?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說:

「收視率僅代表資訊選擇,而非人們的愛好,且台灣調查收視率的方式是透過AGB尼爾森在隨機抽樣的台灣人家中裝設『個人收視記錄器(Peopo meter)』,但仍會因為隱私等因素,被拒絕安裝,這種調查方式的信、效度可能遭質疑。」

        筆者認為,在不夠嚴謹的調查方式之下,這些數據確實不具代表性,但根據國際新聞記者翁琬柔在《身為國際新聞記者》一書中提到,「香港反送中事件延燒的同時,六月十二日台灣藝人阿翔外遇的花邊新聞卻佔據台灣各大媒體,當天的谷歌每日搜尋趨勢中,『阿翔』的相關消息排行佔據第一,高於『香港』、『反送中』的排行榜第二、三名。」顯示知識性或資訊性的新聞已無法吸引閱聽人,各家媒體為了符合閱聽人的需求,紛紛推出有爆點、「腥羶色」的新聞,以維持商業結構下的資金需求。

 

 – 藏在收視率下的思辨能力 –

 

「閱聽人不是不想選擇深度新聞,而是他們擁有分辨錯誤資訊的能力。」

        一則深度報導,可能涉及不同領域的議題,如政治、生態、科技…等,記者通常是就讀大眾傳播、人文、社會科學等科系出身,在不具備專業知識基礎下,他們搜集資料、獲得正確知識到產出新聞的時間,並不符合商業結構下的「即時性」,因為對他們而言這是學習一項新知的過程,深度新聞的製程及難易度與即時的八卦新聞或行車記錄器新聞相差甚遠,筆者曾於台視新聞中部中心實習,當時觀察文字與攝影記者合力做出一則深度報導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而其餘僅一分半左右的即時新聞,則花兩小時就能完成,一天可以產出約四則即時新聞。

        記者可能為了在短時間內將新聞產出,缺乏足夠資訊,提供了錯誤的資訊,對於某些擁有相關知識的閱聽人而言,確實有違新聞記者所該具備的專業形象,這種負面觀感也成為閱聽人不願觀看新聞而影響收視之原因,所以筆者認為,不得以收視率就一概斷定閱聽人不喜愛吸收深度新聞,而忽略了藏在收視率下的因素。

圖片來源:vivi

 

–  收視率誤會消費者的需求 影響新聞內容 –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擔任新聞台主管的宋喬安說:「我們Daliy新聞,是要做給一般的觀眾,一般觀眾只有七歲的智商,只有國中的程度。」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是要將各領域知識轉化成七歲智商的孩子都能了解的新聞,這種對閱聽人的定位,可能導致新聞工作者降低他們製作新聞的品質,結果便成為閱聽人反稱「記者平均智商三十」、「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筆者認為將閱聽人定位為七歲智商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已將閱聽人斷定不喜愛深度新聞,一方面是為了符合商業結構,使記者在產製新聞時可以朝向簡單卻不太「營養」的內容,因為他們需要轉譯的時間會大幅縮短。